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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说，人一生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儿，每一道坎儿都足以改变人生的走向，而且坎儿具有强烈的偶然性，偶然得往往让人措手不及，似乎又必定如此地存在着。这些因不宜把握而带有点儿神秘色彩的坎儿，便是所谓的命运吧。

    其实，这便是造物主的神通——凡事若都象线一样简单明了，或许人的自信会多了些，但必单调乏味，正因为神秘才有不可抑制的探讨的诱惑。

    当然，凡事都有规律可循，但就象人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道理一样，完全没有必要象我那样去研究太过深奥的周易八卦，借力又何妨？人生少不了借力，就象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为自己做手续一样，必定要有许多必须依靠别人去完成的事儿，这不叫依赖，而叫协作，协作的社会的人都必须学会借力。所以，我从不反对求神问卜之类的事儿，既然命运如此扑朔迷离，了解一下又何妨？

    我曾订制过一份关于命运预测的短信，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独自读短信，短信自尽是些跟求神问卜一样的劝人的话，对我处境的改善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但至少让茫然无措的我有了着落，而没有彻底地颓废。这便是心理安慰的作用。

    若是真要有所借鉴的话，还得多去研究坎儿：坎儿的先后顺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前坎儿决定后坎儿，没有了前坎儿，就不可能有必定如此的后坎儿。

    我的第一道坎儿，便是能否继续上学。别不信，对于象我们家这种穷得经常揭不开锅的家庭来说，上学也是不易的。我的那些哥姐们，就是因为家庭，都勉强应付到小学毕业便纷纷加入到拼争工分的行列。

    据我母亲后来说，我自小便有不凡的表现——那么小就是一帮小哥们的头儿，不少比我大许多的孩子都甘愿围着我转。

    这并没有影响父母让我辍学的密谋，幸亏一位路过我们村的大师，看到对密谋毫无察觉正尽情嬉闹的我，非要给我摸骨算命不可。无论穷富悲喜，凡事只要达到顶点，人不可避免地就要因此走向极端，一切都变得无所谓，反正已如此，母亲便抱着姑妄信之的态度答应了他。

    据说，他在我身上拿捏了好长时间，惹得我忍不住直想笑，而他的脸色却越来越庄重，呆愣愣地想了许久才郑重地说，这孩子骨骼清奇，有官命，当能大富大贵，三十五岁是个坎儿，当有一劫。

    现在看来，这一劫怕就是我区划调整中的那次调动吧，调动的那天正是我三十五岁生日，且不说这一劫，只说正是因为这次意外的算命，我才能成为我们家唯一的一个能够坚持读到初中并吃上皇粮的孩子。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无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无论如何，我都要报答他们。但他们除了自我满足的毫无疑义地大张颜面之外，即使到我做到了党委书记这个他们觉得已经不小的官儿，他们也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半点儿实惠，虽然他们并没有怨言，他们总是向着我，唯恐给我添了麻烦，而影响了我的进步，在他们看来，这种颜面已经足够。

    这都怪我那个可恶的老婆，连我置换下来的旧家具都要拿去卖掉，绝不肯送哪怕一件给他们，而且总能找出一些为我好的理由：不要让他们拿去招摇！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旧家具对他们也太过高级了。我居然肯信，因为可耻的进取心！

    我外甥考上大学那会儿，看中了我的一个长期闲置不用的密码箱，便托我姐向我讨。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这位唯一的姐姐：她比我大十二岁，由于家里穷，好东西便要分着吃，我姐总是把自己原就极小的那一份儿省给我吃。所以，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姐是最不爱吃好东西的傻姑娘。

    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地方，穷人家的小伙儿即使再优秀讨老婆也难，为给我眼瞅着就过了讨媳妇年龄的大哥讨一房老婆，姐便断了跟自己实心实意好但家境同样不宽裕的二黑哥的关系，换亲到邻村一个陌生的家庭，也就是我哥的丈人家。

    我姐夫与二黑哥没法比，是个地道的二百五，他压根儿就不懂得怜惜各方面都优秀的姐，或许正因为自觉差距过大，便醋坛子似地怀疑姐的忠贞，经常对姐拳打脚踢。所以，姐回娘家时总是鼻肿脸青，尽管姐从不多开口，但我哥不难弄清缘由，便故意找我大嫂的麻烦并对其施以拳脚。从此，我姐绝少回家。

    我考上师范那年，姐已怀了我外甥，她背着姐夫悄悄塞给我五十元钱，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钱，也是我上师范时带去的唯一现金。每当回想起她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手绢卷一层一层地扒开拿出那仅有的一张钱的小心翼翼的动作，我心里就会针刺似地疼痛。

    最让我无法释怀的，还是姐为解决我嘴馋松蚕蛹的怪癖，腆着大肚子到山上给我采剪的事儿。松蚕蛹是种长在松树上的浑身是毛的蛹，一旦沾到皮肤上，人就会疼痒难当。当我姐把一袋松蚕蛹徒步送到师范时，我最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姐那已红肿得如同烂茄子的双手，泪水不自觉地喷涌而出。

    但我姐从不主动向我要求什么，当她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我外甥的意图后，我爽快答应了，等我再去寻找那只密码箱时，密码箱早已不知去向。我疯了似地质问阿凤，她佯作不知，我知道她骨子里根本瞧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

    我那时刚调民政局工作，正是她对我的管束变本加厉的时候，我只好向朋友借钱给我外甥买了一只新的，因我谎称是阿风的主意，我姐过意不去偏去向她致谢。她竟当着我姐的面跟我吵起来，我强忍着怒火待我姐离开，我第一次动手教训了她。

    这事儿很快便闹到我岳父那里，岳父告诉我，要从政，必得先制怒，凡事得辩是非，不可太张扬。看得出来，他情绪有些激动。我唯唯诺诺应答者，心里却在想，这官儿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之后，我开始琢磨这个“官”字。从字形上看，它是一座各个层级泾渭分明而又紧密相连的金子宝塔，一个人稳稳当当地立于塔尖挥舞魔杖统驭着各个层级；每一个层级向上攀登的路狭窄又多歧途，或曲折而终或直通罗马；每一个层级的内部又被细分为若干层级，各个层级之间既有大致相通的规则又有严格的等级分别，起点层级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攀登的路径和终点；乡镇虽处于宝塔的最低层级，但也绝非有些所谓的官场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卑微琐屑，踏入这个层级的人即使破了坎儿，每前进一步甚至要付出相对加倍的代价，有不少同样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在这个层级里努力攀登了一辈子，却发现自己仍在原地踏步走，似乎永远都是改革的首要对象，而在稍高一点儿的层级同样的人只需一出手便会与之有了恍若隔世的差距。

    因为我成功地把握了每一次机遇，所以我登上了这个层级的巅峰。细品一下其中的滋味，有时候感觉还真需要认真地学习“小弟弟”，经常地说一些隐晦难懂的话，做着惟妙惟肖的模仿，顺从而从不执拗，总是心嘴分离不知所云，如果没有那种能大能小能屈能伸的精神，着实不易应付。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做官似乎是自己最好的选择，虽多少带有误打误撞的成分，但毕竟已接近了我的人生目标，而且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这个方面的许多问题往往能心领神会，分明存在着天赋，或许果如大师所言，我天生有官命。

    一个层级的顶端是向下一个层级攀登的起点和资本，因此我从得知自己被调至D乡做书记的那一刻起便确立了继续攀登的目标，虽屡遭挫折，信念却从未因此而动摇过分毫，所作所为始终都在为目标做着努力。

    经过了三十五岁那道坎儿，也就是我调E镇的第三年，我如愿以偿地被确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跟我时而慷慨时而严肃时而诙谐的谈话让我整整细细地回味了二天二宿，越回味越莫名其妙地激动、紧张、兴奋、不安，飘飘然如置身空中，直至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一觉醒来，正值早晨，一缕清凉的甜丝丝的感觉直透心肺间让人不觉油然而生豪情。

    那段时间，我明显放纵了自己，频频出席同事和部下为我举办的庆功宴会，与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常常沉醉不知归路。

    岳父对我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却从不向我多解释什么，甚至连片言碎语也没有，他总平静得象一团死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活”的气息，两眼总呆愣愣地瞅着冷不丁就会掉下一点儿土渣的屋顶，要不是他眼睛的余光偶尔泛起一丝光亮，我真会以为他已患了绝症，生命将从此消沉下去。说不清的哪天起，我开始厌倦他，不再敬畏他，也绝少向人提及他，连他约定的每两月一次的固定见面****也缺席了好多次。

    醉意朦胧中，我突然记起了他，没有任何约定却非要前去拜访他不可，嗓门自然也大了不少。

    他募地自躺椅上直起了身子，似曾相识地打量了我许久，而后又缓缓地躺了下去，仿佛从天边飘过来的声音，你来了吗？

    我忙自镇静了一下，炫耀的念头一扫而光，嘴里已不由自主地温顺了许多，对不起，好久没来看您了。

    他沉思了良久才慢吞吞地说，不需要了，鸟儿的翅膀硬了，要起飞了，但愿不要竹篮打水。说到了后来，声音里明显多了颤抖。

    待我从他那小屋出来，虽已秋寒料峭，我发觉自己的手心却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了。

    他在诅咒我，肯定是在诅咒我。我莫名其妙地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恐惧地胡乱猜测着，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了，我知道自己又遇上了坎儿。

    这个坎儿便是县委领导经常强调的社会稳定问题，问题的发生完全因为我低估了农民的能量所致——他们先是三三两两地到镇里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继而他们跑县去地到省进京，参加的人员越来越多，造访机关的层级也越来越高；最后竟出现了村村联合跨镇联合的趋势。

    为了探测县委领导的态度，我虚拟了一家外商去向书记汇报，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近乎严厉地指示：招商引资的事让镇长去办，你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抓好社会稳定。

    书记的态度直接关乎我的仕途，自然不敢怠慢。我第一次系统研究了上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实在难怪****处理人员太过无能，有不少问题确非常棘手，譬如农民负担问题，由于县乡村层层加码，早已远远超出了中央百分之五的规定，超额部分的资金则全部被用到了弥补各级财政赤字上，特别镇一级，前些年盲目上马的项目几乎已全军覆没，恰如老百姓所传唱的“个人学了乖，经理赚了钱，政府得了债”，如果不向农民摊派，债台高筑的政府恐怕连正常运转也难以维持。

    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呢？退款？不可能，没有如此财力，而且这不是一个两个村的一年两年的问题太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绕过去，绕过去就柳暗花明。

    我竟会被自己感动了，如此迅速地就形成了解决稳定问题的基本策略：惩治腐败，打击捣乱分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

    惩治腐败，即由镇纪委负责对群众反响较大的农村干部予以查处；打击捣乱分子，即由镇公安派出所重点打击妄图乱中取栗的不法分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但必须争得群众的理解，为此，不惜资金创办了镇有线电视台，加大宣传力度。

    具体措施上，对外围追堵截，严防****人到镇外上访；对内则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尽力避开敏感问题，着重解决一些群众的实际困难。

    五路出击，E镇的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成了他经常挂在嘴里的最能干实事的党委书记。

    但由于E镇的不稳定已引起了地委乃至省里的关注，责任当然得由我来负，县政府空缺的副县长还是由外县调任了。

    失望之余，我又获知自己居然在农民当中赢得了清官的美誉，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便总想着如何前去辟谣。

    如今官场上许多事实在让人无法说清，谁曾料想精明强干的********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调地直部门做负责人，我强烈要求调离E镇的愿望落空了。书记是外来干部，刚到我们县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党争，实在辜负了一身好才华。其实，我们县已连续有好几任书记属于这种情况了。为此，我们县已渐渐堕落至贫困县的边缘。

    新任书记据说是位年轻的强势人物，有着极为深厚的背景，刚一到任就宣布近期内不再调整干部，终于打破了一任书记一批或几批干部的惯例。

    随着他的到任，酝酿了许久的农村费税改革终于开始了，按照我最初的计算，如果依法征收的农业税不再坠入加负——欠收——加负的恶性循环，并不会对镇财政构成太大的影响，尽管我总是或有企图地宣扬镇财政将如何如何紧张的悲观论调。

    税比费虽规范了许多，征收起来却象费一样困难重重，接近三分之一的村庄迫于任务完成的期限由村干部借款垫交，不少村干部为村民垫交的税费款高达十几二十几万，个别班子瘫痪的村则依旧颗粒无收。

    原本就不宽裕的镇级财政因此普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压力，幸喜有一国家重点工程涉及E镇，虽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工作负担，由此而带来的土地补偿费却为镇财政提供了莫大的周旋空间：镇财政先是对涉及村庄多年来的税费欠款进行了抵扣，无异于杯水车薪，不得已只好向尚有余力的村庄转借。我知道，这样做非常不明智，也不会持久，便加快了调离E镇的运作。

    年轻的书记总算大面积调整了一批干部，据说也是最终妥协的结果，我这位老书记跟前的红人由于忽视了其他副职领导的作用，自是有名无份。

    干部调整结束后，年轻的书记终于肯亲临E镇，我突然记起了不经意间听到的关于接领导的事儿，便独创性地去镇界接他，却不料他已从另路赶来，待接到秘书电话匆匆赶回时，已见了汗，再三解释后，他没有说话，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也算是一个信息，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他只是例行的调研，没多大事儿，随意地看了我最为得意的几处招商引资成果，又听了我精心准备的汇报后说，你们的招商引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嘛，好好干下去，会大有前途的。

    不要小瞧了这句话，到底是镇还是人会大有前途，便要靠个人的感悟了。这便是领导艺术，别以为领导就是作指示，领导更多需要的是姿态，姿态也能鼓舞人，而不一定非要总是说，连表扬都该似是而非，越似是而非越容易激发人的热情，因为似乎这样关系便近了许多。

    不过，除非有心领神会的本事，这话只能留待以后去品，当时除了无论怎样的结果都必不可少的谢主龙恩之外，唯一该做的就是认真地听，最好要有本和笔，哪怕不记，却至少是一种重视的姿态，谁不希望得到重视？这效果有时候甚至能胜过事后的所有努力。

    竭尽全力地接待后，连自己都挑不出任何的不满，他自是满意而归，散了架似的疲惫和麻烦只能留给自己——我清楚，但我当然不会去说，以E镇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有大逆转的奇迹发生，而我却必须因为他的满意而继续留在E镇面对，我又怎么敢让他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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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谓的难事儿必是因为人的思想首先松懈了，逼到非要硬着头皮去闯的时候，千难万难也不过如此。我就发明了以高额奖励政策鼓励干部去镇外拉税款借以缓解财政压力的做法，原以为这个损人利己的发明肯定能使E镇的财政在全县的排名大大靠前，却不料这并非是我的专利，其他镇也都在悄悄地进行着。勉强拉进了二百万税款，返成扣除高额奖金后已所剩无几，我全部把它用在了机关干部的工资和年终奖金上，虽远远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工资缺额，毕竟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

    不要小瞧了机关干部的宣传作用，他们对外无限地联系和对比，足可以胜过任何的宣传媒体，这便是人气，少了什么都不能少了人气。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凡事都需要坚持，人气是坚持最重要的保证。——费改税政策只实行了二年，农业税便取消了，由于上级财政加大了对镇财政的扶持力度，连同挪用村里的转移支付，勉强可以维持现状。

    单靠维持现状肯定是不行的，果如是，镇财政将永无出头之日，自己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而若要有所作为，又必然要面临四处躲债的境遇。权衡利弊，我决定搞镇驻地和工业园区的配套工程，尽管镇财政可以挤占挪用的所有资金还不足工程预算的一半，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吧，只要干起来就会有办法，不干永远没办法。

    由于我亲自抓靠，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工程临近完工时不知谁走漏了消息，工程队停工向我追讨工程尾欠款。我威逼利诱才总算令他们完了工，由此却被工程队长沾上了：回家？他便拎着东西跟到家里；去饭馆吃饭？他会突然冒出来忙着帮我结账，客人不解，我便戏称自己找了一个保镖，他也不辩解；后来，干脆搬了一把椅子长期蹲守在我办公室门口，那意思，你总不能不办公吧。

    公当然要办，我就不能把党委会挪到镇外去开？但我再三叮嘱秘书一定要管他饭吃，他毕竟是我们的债权人，可时间一长秘书烦了不再理他，他也不着恼，我当着他的面胡乱冲秘书发了一通火了事。

    与此同时，县计生局长因我长期挪用计划生育事业费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来了，扬言我如再不将挪用的资金拨出，他将向县委做专题汇报，他是一个说得出便做得出的人。我竭力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仍不凑效，直到我指天盟誓做出划拨的具体承诺，他阴云密布的脸才稍稍放晴了些，自然又得搭上一桌丰盛的午宴。到了承诺的期限，我实在掏不出这笔钱，他又拿我若何，无非是暴跳如雷大骂骗子而已，我不计较虚名。

    诸如此类的讨债实是不胜枚举，但最让我于心不安的还是对村级的转移支付，据了解除个别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自行兑现了干部工资外，其他村干部又都白白忙活了一年，至今虽仍无人公开讨债，但连我自己也说不准如再发生类似前面的大面积上访事件他们还有没有积极去扑灭的热情，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实是敢怒不敢言。

    E镇是一个多沙的镇，随着建筑业的隆起，细沙的价值大增，不少村庄都发了沙财，镇政府却没有丝毫利益可沾。日子宽裕的时候，我不屑算计，日子紧了，做一下文章也未尝不可，但话又不好明说，便出台了一个盘活存量资产计划，鼓励村庄积极实施变现：凡村庄的沙、树木、房屋等资源资产的出售变现必须报镇政府审批，由镇政府统一组织，严防暗箱操作，镇政府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管理费。

    虽然不少村庄已无细沙和固定资产可卖，但从全镇来看，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有了这项政策，村干部们手头宽裕了，自是喜笑颜开。

    某位支书，思想固执保守，却是位地道的“明白二大爷”，不仅自己不肯执行盘活存量资产计划，还鼓动了十几个村的支书，有人告诉我，他居然是前阶段群访事件的少数几个幕后策划者之一。所以，我久欲免之而后快，却总难趁人愿，因为只要党委稍有动议，就会出现该村党员齐聚党委抗议的被动局面。

    适逢他村有一年轻后生组织了十几个人到镇里上方反对他，我抓住机会责成镇纪委从速立案查处。可查来查去，竟会查不出他丝毫问题，逼急了，纪委书记反而向我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从不管账管物，唯一管过的一次物，就是去年他村雇佣机手整修街道曾买过的一条香烟，但他对每一盒香烟的去处都做了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周到详细，余下的两盒仍保存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调查组将其撕开时，已然发霉变质。

    怎么可能是个廉政典型？！我苦口婆心地诱导着纪委书记，譬如负担问题、生活问题、作风问题。

    镇纪委书记是个大学生，精明强干，在E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平息群访事件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偏是他不识火候儿、认死理儿、喜欢较真儿，这也是我长期压着不提他又不让他调走的最直接的原因，总希望他会有所觉悟，他居然会信誓旦旦地说，我敢以党性担保，他在这些方面都过得硬。

    你担保别人，谁担保你？离了胡屠夫还吃不上猪头肉？我心里想着，便以村庄不稳定为名免去了某支书的职务，这同样是个无可置辩的理由，当然也充分利用了此后的领导干部压编和镇级机构改革，先让纪委书记保留级别做了纪委副书记，后又让其家属成了编外干部。

    这就是一块垫脚石，我岂能不明白，自己所任命的与某支书做对的年轻后生是村里出了名的无赖，根本不是做支书的料，但我偏要这样做，而且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一种态度：年轻后生不仅敢说敢做，而且执行领导意图决不含糊。

    且不提这一任免让我的绝对权威得到了充分展现，单说新支书刚一上任便把村里的二百亩沙滩全卖光的做法，实在欠妥，未及与之联系，群众已扶老携幼到镇政府讨说法来了。虽然他预先将镇里应得的四十万管理费如数交到了镇里，但我还是向镇长再三交待：钱固然重要，稳定更重要，挣钱必须要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叫你挣钱没叫你弄得不稳定。这便是官话，无论怎么说都有理。

    镇长自然既想发财又要稳定，便派人做工作尽力争取，而做工作的人又自以为有了镇党委政府的文件就态度强硬，不可避免地把问题推到了县里——该村出动了上百辆出租车到县委县政府集体上访，不可能不引起县领导的重视：宣布年轻后生与承包商签订的沙滩出让合同无效，建议镇党委撤销年轻后生的支书职务。

    建议无异于命令，但当真如此去做，镇党委哪里还有颜面？赶巧，失去了克制的村民打折了年轻后生的腿，在我的直接参与下，公安对十余名带头闹事者实施了刑事拘留，有五人拘转捕。受这个事件影响，沙滩虽没卖成，镇党委却一致通过暂不下支书免职的文件，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拖，不仅有拖黄拖坏之说，有时候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

    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终于有了回音，他说，我已于近期向你们********谈了你的情况，我们是省委党校的同班同学，估计问题不大，静候佳音吧。末了，他又强调道，你们县是个是非之地，不过，你放心，他很强势，一定要注意多向他汇报。

    有了处长这些话，我心里明亮多了，但凭我多年来常常自以为是的经验，我对他的热情升温不宜太快，话也不能太过直露，借汇报工作之名经常到他办公室坐坐倒是非常必要。

    应该说，这个度极不易把握：既要去他的办公室，还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充分顾忌到其他副职领导的感受，难哪！

    虽然我从不在书记面前议论他们太多，这样容易给书记造成不能容人的印象，也算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一条经验吧，但随着去县委次数的增多，还是惹起了副书记们的注意，我明显感觉到，他们都在透过半开半掩的门缝端量我，看来，原就不顺的关系难有改善了。

    幸喜自己渐渐在书记心目中有了分量，这从唯恐漏掉哪怕只有一个细微动作的与书记每一次单独相处的回顾中不难发现。

    或许领导对拟提拔的人各有各的对待方式，他便不会象老书记那样四处给我树威信，而是冷处理，至多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好好干吧，会大有前途”，甚至没有寓意深刻的微笑，更不会有表扬。

    这样也好，至少不招摇，倒少了嫉妒，反更有利于提高威信。——我那份沉寂了许久的期盼又被高高地吊了起来，开始为调离E镇积极地做着准备，镇机关无疑已被我故作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信息充斥着，不要小瞧了小人语，还真有被他们言中的时候。一次酒后，我蛮有把握地对镇长说，如果我离开E镇，还是你来做书记吧。事情往往越是朦胧越容易让人相信，镇长果是信了，象配合县领导一样配合着我。可过了太久，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镇长和我一样着急，便催我亲自跑一趟省城。

    到了省城才得知处长已赴京学习，便又尾追到了北京。见了我的面，处长甚是诧异，他说，正好，我已有十多天没见到荤腥了。这简单，可陪他酒足饭饱之后，他仍迟迟不肯说，几经催促，他才变得严肃起来，缓缓地说道，看来，事儿要麻烦，你们老板嫌你年龄偏大，要不然，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得罪了他？我会在什么地方得罪他，我又怎么敢得罪他？我想破了头皮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官场吗？我强自克制着，只觉天旋地转，四肢乏力，直想静静地躺倒床上什么也不想也不做任时间随意流逝。

    处长沉吟着，象是最终下了决心似地自顾自说着，其实，事情还没到彻底绝望的份儿上，三十九岁的年龄对副处级干部来说，并不算大，果真登上这一层级仍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过，他确非常强势。倒还有一招，不妨一试。

    我正待追问，他用眼色制止了我，继续说道，你岳父在北京有一位莫逆之交，据说你岳父曾救过他的命。这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非常喜爱有才华的年轻人，他若肯帮忙，必能绝处逢生。

    可惜我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只是跟他小儿子一起喝过酒，那还是在你们县工作的时候。他每年都派小儿子去看望你岳父，适逢你与阿风闹别扭，你岳父便拉我去陪了他。

    父亲是铁腕式人物，小儿子却独不喜官场，一毕业就做了商人，如今已修炼得喜怒不形于色，难得的大气！

    从他与你岳父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位老爷子有个颇为独特的嗜好：每顿饭的主食必不可少了你岳父村的地瓜制品，主菜通常是醋炒地瓜叶柄或地瓜叶渣，否则便无法下饭。

    至此，我方才明白岳父之所以会每年都不厌其烦地向北京邮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霎那间，对他那张本已生厌的似乎永无生气的脸竟重新有了好感，居然想替他去拜访一下老人——既有如此情谊，一个女婿半个儿，有何不可？

    处长便忙不迭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翻得近乎烂了的小电话薄去找电话号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共有四个这样的小本，密密麻麻记满了从中央到村级他所有熟悉的人的电话号码并按联系的紧密程度分别做了标记，A表示经常联系，B表示一般性联系，C表示急需时才联系，D表示急欲联系而经常联系不上。

    号码总算找到了，属于D字级别，电话里总是那个“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的娇滴滴的声音。

    处长说，你还是先回去找你岳父谈一下吧，我会自始至终帮你的。

    那时候，我还不懂官有不屑为的道理，只觉果真如此的话，自己的前途岂不能有更大的发展？

    回到E镇，县级人大和党委两大代表已在镇长的主持下按县委分配的名额和要求选了出来。

    现在的选举不同于以前，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去操作既麻烦又容易出意外，我一猜便知他又做了假，好在许多村划为一个选区，即使有人关注结果，也不易查出问题。

    我刚下车，镇长便神秘兮兮地凑上来汇报这汇报那，我不耐烦却又不便表现出来，勉强笑了笑，他已乐得屁颠屁颠的。

    摆脱了镇长正思量着如何去见岳父，老人家的电话已打了过来，我放下电话便赶了过去。

    他先是警惕地端量了我许久，未及我坐下，便老大不满地说，处长把有些事都跟你谈了吧？这个人哪，我原先并不想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既然知道了，切记不要再往外传。

    我点了点头，老实巴巴地说道，我去北京了，处长正在北京学习。

    他叹了口气自语道，他哪里是去学习，分明去找老爷子了，刚才还来电话问这问那，恐怕现在已到了老爷子的住处。

    我有些茫然，试探着问道，作为礼尚往来，咱也去看望一下老人家吧。

    他说，不要去麻烦他了，他正在养病，最怕人烦，你的事儿，我也跟他谈了。

    我毕恭毕敬地问，那，现在该咋办？

    他平静地说，回到你的岗位上去，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要做。

    不得已，只能如此！如此中，县级领导班子换届顺利结束了，自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时隔不久，那边又传来了处长调某地级市任副书记的消息，而我的事却仍杳杳无期。

    春节很快就到了，我打算给********送十万块钱，但被我岳父给坚决否定了，他警告我说，不要以为凭钱什么事都能办了，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千万不要出事。

    ——不难想象，关于我的那些传言被现实无情地打破后，我在镇机关的威信一落千丈，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不屑，连阿凤都重又高傲起来，那眼神分明在骂着“没出息的东西”。

    我心里时而空落落的象虚脱了一般，时而又象充满了气仿佛要炸裂似的，而时间却在拼命地奔跑着，我真切地听到了那轰隆轰隆的奔跑声。